胡焕庸线，即黑河-腾冲线，由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这条横跨中国的假想直线，切分出东南与西北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据考，约在十三世纪，随着中国西北部气候突变，不复汉唐时的温暖湿润，这条人口分界线便开始逐渐成形。至今，线东南43%的国土上仍居住着94%的人口，而西北侧则分布着大部分的少数民族。胡焕庸彼时感叹："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近百年过去，两侧的巨大差异仍未动摇。2014年，中央政府指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应成为重要议程，使那里的居民从现代化中受益。消除胡线两侧的发展不均，也是脱贫攻坚中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重要目标。
除了人口密度，地理环境、农业经济、社会形态等各种错层关联，都值得关注。胡线地处不同降水、地质结构的交界处，地震、沙尘暴频发，水电矿产等自然资源也相对丰富。在全国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21个分布在东北；西南的大型水电设施数量，也较其他地方更为密集。
历史上，胡焕庸线是中央王朝直接影响力与控制力的边界，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明发生密集冲突与融合之地。这条千年间切割荒凉与繁华的分界线，在现代国家的技术发展中会出现怎样的松动？这一进程，又会将我们带向何处？本项目于2015-2017年间展开，在五千五百公里沿胡焕庸线的公路旅行中暂时结束。
Hu Line, an imaginary line across China that has vast demographic, environment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Road trip from 2016 to 2017.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a strategic line. Hu Line is different. The Hu Line drawn by Chinese geographer Hu Huanyong in 1935 is a dividing line of the whole country, which divides the area of China into two parts, and marks the striking difference in the topographic features, climates, agriculture, ethnics, cultur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94% of China's residents live east of the Hu Line, concerning 43% of the country's territory.
80 years pa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parts have still relied on the Hu Line. In 2014, China's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said urb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is also necessary. Li sai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with a vast territory,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how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 so that resident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would also be able to benefit from modernization.
—2017
流动的不是地理，也许是阶层——重访胡焕庸线
引言：迁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我想胡焕庸线记录的，也是这种流动在中国大陆上数百年的博弈。但或许，人们真正想选择的，从来都不是向南或者向北，而是向上。
有的线条很复杂，老人观手心算命，股民看K线求财，国家在地图划界；有的线条很简单，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五千多公里，一条直线，就划出了中国九成以上的人口。
地理学家在1935年画出的这条线背后，却是千年以来的迁徙、定居、逃离、扎根，几亿人用脚投票投出来的。
这条线以那位地理学家的名字命名，胡焕庸线。
2016年的春天，我和Colum还有小傅，决定去找这条线。
司机老赵开着他的SUV，带着我们，从腾冲出发。老赵祖籍山东，在腾冲跑旅游包车，四十出头，瘦高，戴厚眼镜，喜欢华为，一路播放民谣音乐，音量不大不小，刚好填满车厢的沉默。
Colum是个中年爱尔兰人，话少，在中国几年，中文不错，但总是假装听不懂，由此得知一些叫人意外的事情。胡焕庸线经过的城镇少有"老外"出现。有时候我们停车加油，或者在路边吃饭，会有人凑过来找Colum合个影，脸上带着在上海看不到的表情。
小傅是浙江女生，不到三十岁，喜欢周杰伦和巴黎，在任何城市都能迅速找到一家好咖啡馆。
我是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希望能拍出一些好作品。
我们四个人，加上老赵的车，构成了一个临时的、松散的移动单位，从南往北，踏上旅途。
松潘，四重奏
松潘，四川北部，是我们第一个真正停下来的地方。
一个十字路口将城市切成四块，藏、羌、回、汉，四族杂居，空气中弥漫不一样的气味。集市紧挨屠宰场，清真寺对面是教堂，长期共存磨合出来的边界清晰，有着各种形式的默许和默契。
短短一两天，我们就旁观了一场伊斯兰葬礼，一场清晨屠宰，一场城区中心各民族参加的集市。
老赵在路边买了华为新出的手机P8，开始不断拍照。我后来看了几张，滤镜颜色很鲜艳，饱和度高，天特别蓝，他很满意。
宁强，我的滑板鞋
宁强，陕西南部，秦岭脚下。
那时候庞麦郎尚处在他短暂高光时刻的尾段。没人能完全解释《我的滑板鞋》，为什么那么红。
"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歌里讲述了少年寻找一双滑板鞋的故事，也讲述了他自己想要逃离脚下那片土地的梦想。
庞麦郎正好回乡，几个本地小老板在县城一家商务KTV摆了局，果盘、啤酒、小妹，还有他那首歌，在包间里循环。
老板们谈论着朴素的生意逻辑，借庞麦郎的名气生产一款滑板鞋，声音越来越大。那是2016年，在场所有人都相信未来值得期待，令人兴奋，透着某种勃勃生机。
庞麦郎坐在沙发上，夹在老板们中间，听他们高谈阔论，除了偶尔碰杯，更多时候拿着麦克风无言，等待大家请他再唱一遍那首成名曲。像一个被人们谈论、而非真正在场的人。
正宁，沉默的窑洞
从宁强向北，大约五个小时的车程，到正宁县。
这条路穿过秦岭的余脉，山路蜿蜒，偶尔有羊群从路边经过，牧羊人穿着褪色的军装。
村里铺了新的水泥路，巨大的石雕刻着领导人头像，窑洞改造的展览室大门紧闭，提示着这不是又一个普通的乡村。
神木，中国科威特
进入陕西，越过延安，往北再驾驶八个小时，就到了神木。
这里和内蒙古鄂尔多斯接壤，地下煤层厚实，被人称为中国的"科威特"。煤炭上行的十年里，神木县财政宽裕到可以向全县居民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当地人把这段时期叫做"神木奇迹"。
2013年，链条断了。伴随煤炭繁荣而生的民间借贷突然暴雷，人们在一夜之间从债主变成了欠债的人，有人自杀，更多人咬牙活了下去。
时隔三年，再次来到这里，约了以前的采访对象吃饭，他说红碱淖弄得不错，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
我们去了，有沙滩，有乐园，有游艇，阳光很好，但某种东西好像还绷着。
崇礼，打鸟人
2015年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拿下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我们开往崇礼的途中，在路边林下遇到一个小哥，手握弹弓，仰头对准树梢。
托冬奥会的福，他接了几笔大的绿化生意，钱来得顺，买了新车。那天开到半路，兴之所至，就这么打起鸟来。
风吹过，阳光从叶隙间碎开，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齐齐哈尔，人们的大家庭
富拉尔基区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叫"大家庭"，里面有许多假山和假花。中年人在健身房随着音乐用力踩动感单车，表情专注，背后的红绿灯光在疯狂闪烁，汗水发亮。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不太理解这种乐趣在哪里。
楼上，一群老人穿着那个年代的制服，红卫兵的、文工团的，在台上表演集体歌舞。台下有人鼓掌，有人举起手机拍摄。
我举起相机。
没有人躲避。在他们的世界里，镜头从来不是危险的东西。它意味着被看见，意味着某种认可。他们曾经无数次被这样记录过——在五一劳动节的庆典上，在国庆游行的彩车旁，在各种需要人群作为背景的宏大叙事中。而如今，他们选择站到了自己的镜头前。
那些老人曾经是被时代用力召唤过的一代人。
他们站在台上，仍然用力。
富裕，机器与彩虹
进入黑龙江再一路往北，路直了，树多了，人少了。车厢里大多数时候只能听到引擎声。我们路过一个县，名字叫富裕。刚下过雨，路面还湿着。路边停着一堆重机械，掉漆，斑驳，在砂地上，像是被人遗忘在某个下午。
然后我看到了彩虹。巨大，完整，不是挂在天上，而是从机器中间的地面冒了出来。
一个那么旧，一个那么新，一个正在死去，一个刚刚诞生。
Colum在后座轻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我知道他也在看窗外。
双鸭山，背光的男人
双鸭山，黑龙江。
这是东北大地上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只有一条主街，城市里一切活动都围绕煤炭展开。
我们去了一个煤矿企业的下岗大会。
一栋苏联式建筑，体量巨大，内部空旷，坐满了男人，等待会议召开，烟一根接一根。下午的斜阳从大玻璃窗切进来，落在他们背上，烟雾缭绕，脸背着光，看不清表情。
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沉重，却被一种巨大的、无声的、不可挽回的力量轻轻放下。那是一群人同时明白了一件事，而那件事无从反驳、无从逃脱。
安静极了。
终点，被利用和被保护的猎人
黑河，新生乡派出所的储藏室，保管着十二杆猎枪。冬天狩猎季节，会发给乡里的鄂伦春族猎户。
葛春勇能领到其中一支，他十八岁时买的那杆枪。
他平时蔫蔫的，赖床，喝酒，枪一到手，人就来了精神。
小兴安岭是他祖先世代生活的地方，打猎是他从小就会的事，枪在一代代人手里传递。
鄂伦春人从十七世纪开始使用沙俄传入的火枪，打猎。然后是打仗，被清廷征调，被侵华日军驱使。现在猎枪的意义更多是经济上的，一头野猪能卖四五千，还有其他更值钱的猎物。因为有枪，很多汉人都会找鄂伦春人结伴，一杆猎枪就是一张通行证。
2018年，非洲猪瘟来了，再后来，又来了别的。山里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猎人能做的越来越少。
现在枪四十岁，他五十七岁，又开始整天喝酒。
向北，还是向上？
迁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我想胡焕庸线记录的，也是这种力量在中国大陆上数百年的博弈——谁流动，谁停留，谁被动留下，谁主动扎根。
2016年的旅行，我们穿越的那些地方，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松潘用四种语言，宁强用一双滑板鞋，东北那座城市用一屋子背光的男人和台上用力歌唱的老人。
有些人留下了。在松潘，清真寺旁边的牛肉面馆老板是个回族中年人，他这辈子没出过四川，地震那年，政府帮他们重建了房子，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齐齐哈尔那些跳舞的老人，他们留在"大家庭"的舞台上，留在那些红卫兵的制服和军工团的歌声里。
有些人离开了，或打算离开。在双鸭山，小伙杨坤靠家里关系在矿企找到了铁饭碗，后来干起了副业，与哈尔滨一些学校合作，向矿区的人售卖函授文凭，光景好的时候年入百万。孩子出生后，他每年都往上海跑，带娃去迪士尼，去陆家嘴，希望孩子能培养些往外走的动力。
他每次来上海，我们都会一起吃顿饭。去年，他说，以后应该不会来了。
"来了几次，上海经济一年比一年差，"东北口音带着点嘲弄，"这地方不行了，我寻思着，以后让孩子去日本发展。"
"日本？"我问。
"是啊。"他拔高了语调，说娃最近看了本小说，叫《平面国》，讲了一个二维世界的故事，那里的人只能看到线，看不到面。后来有个人爬到三维世界去了。打破限制的口诀极为简洁——"向上，而不是向北"。
"这不就是咱这世道吗？胡焕庸线是二维的，但你要是能往上蹿蹿，就像我，在双鸭山照样能年入百万。管你线不线的。"语调有些亢奋，好像这就是他这些年悟出来的最重要的道理。
也许他是对的。
也许人们真正想选择的，从来都不是向南或者向北，而是向上。
就像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彩虹正在从地面升起。
尾声
2016年，从腾冲到黑河，五千公里，五十天。
旅行结束之后，我们各自散开。
Colum后来去了北京，去了更好的平台。小傅先后去了携程和小红书，后来自己开了MCN公司。老赵回了腾冲，继续跑包车。庞麦郎被消费、被遗忘，又被重新打捞——在抖音开了直播，观众不多不少，就像他的livehouse演唱会。
而我丢了工作。
胡焕庸线能不能被打破？高铁、互联网、新型城镇化，人工智能，能不能、又会如何重新分配这片土地上的人与资源？在一个充满论战气息的年代，问题本身就带着能量。
后来，讨论的声音好像慢慢变少了。
十年后
2026年的一个早晨，我在复兴公园跑步，在大草坪边上停下来，看到一个老头在踩脚。
固定在同一块地方，反复踩着。春天的草坪刚返青，唯独他脚下踩出了光秃秃一块，约一平方米，像草地上打了个黄色补丁。他每天早上来，踩一个小时。
我走到旁边，他开始跟我讲线粒体。
他说，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人老了，线粒体活性下降，所以要用特定的方式激活它。他的理论来自一个台湾导师，在微信短视频上刷到的，导师有自己的课程，也卖配套保健品。他讲得认真，我听得认真。
我想起齐齐哈尔那些踩动感单车的女人。当时不理解那种乐趣在哪里，在2026年，我理解了，那不是乐趣，是对抗，对抗发福，对抗失眠，对抗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每一个信号。
我想，一个城市也有自己的线粒体，那些产生能量、维持代谢、让整个系统保持运转的部分。当它们开始衰减，流动变缓，城市也会慢慢老去，发福、发烧，却再难真正发力。
后来，出差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即便是在上海的各个角落，我好像仍在不断重逢那次旅行见过的面孔。他们出现在公园空地上的广场舞音乐里，在商场负二楼的健身房里，在即将动迁的旧货市场摊位前，在人行横道狂飙的电瓶车上。
带着相似的表情。
—2026